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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金融對民企的歧視,深化中國經濟改革 | 《財富》中國500強解讀

    打破金融對民企的歧視,深化中國經濟改革 | 《財富》中國500強解讀

    李偉 2020年07月27日
    想解決中國經濟目前的困局,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金融改革,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在未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員。

    要問中國的經濟改革究竟包括哪些內容,估計大家會七嘴八舌的議論一番,但達成一致意見的幾率不大。不過民營企業的崛起肯定包含在內,這點基本不會有什么異議。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國有部門不斷“縮水”,民營部門逐漸“成長”的過程。然而,這一進程在近些年來受到了挑戰,這一點在今年的《財富》中國500強榜單中也有顯現。

    今年的中國500強榜單顯示,在排名前20位的企業中,有15家是國有企業(這里的國企指的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下同),只有5家是非國有企業。在最賺錢(只衡量利潤的多少)的40家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據四分之一,其余均是國企。但在凈資產收益率最高的40家公司中,情況有了變化。在這40家公司中,民營企業大概占據了四分之三。在前10名中,只有貴州茅臺明顯是國企。這些數據給了我們這樣一副圖景:國企在中國規模大、賺錢多,但效率并不高。

    在一個經濟體里,企業之間的效率不同意味著資源的配置尚有改善的余地。假如資源能夠從效率較低的企業流出,再被重新配置到效率較高的企業,那么整個經濟體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提升。這種提升效率的資源再配置,一般會在比較有效的市場環境里由“無形的手”來完成,畢竟資源,無論是資本還是人力都是逐利的,都會選擇“往高處走”。比如,打工的收入要比務農高,很多農民不遠萬里來到城里,加入城鎮里各行各業的就業大軍。中國的人均收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快速上升,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也因此得以顯著提升。

    然而近期我們發現有些資源雖然在重新配置,但方向卻是反的:資源正在源源不斷地從高效部門流向低效部門,而且力度越來越大。2019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發布報告指出,在2012年之后,中國的信貸開始大規模流向國有企業,而非民營企業。(圖表1)

    圖表 1

    *本圖代表信貸流向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比例,未標出的部分代表流向集體企業、外資企業和港澳臺地區企業的信貸。

    **2016年是可獲得官方數據的最后一年。

    資料來源:www.piie.com。

    我們知道,經濟想要取得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提高效率,用更少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服務。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證明,讓效率更高的民企去取代效率更低的國企,這是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取得經濟增長的不二選擇。前文的分析也讓我們看到國有企業在規模上占據了明顯的優勢,但民營企業在效率上占據了明顯的優勢。從回報率的角度上說,誰的效率越高,誰就越能夠為投資者創造高額回報。在市場上,這樣的企業理應獲得更多的資金,這種局面就是“良幣驅逐劣幣”,是一種健康的發展模式。但我們目前看到的卻是相反的發展情況,珍貴的信貸資源沒有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門,而是流向了效率更低的部門。國企獲得了大量的資金,卻沒有能力創造相應的價值,這是一種資源的錯配。說的嚴重一些,對中國經濟來言,這是一種大出血,假如不能及時制止的話,將來所帶來的在經濟金融上的風險都是不可小覷的。

    在金融杠桿的刺激下,中國的國企雖然在效率上乏善可陳,但在規模上卻有了長足的進步。(圖表2)從市場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

    圖表 2

    資料來源:Wind。

    實際上,民企的這種狀況在長江商學院中國企業經營狀況指數中也有十足的體現。例如企業競爭力指數是我們設計的一個衡量企業在所處行業內效率的指標,該指標越高,企業的效率就越高,在行業內的競爭力就越強。高于50就意味著高于行業內一半企業的效率,該數值長期穩定在70左右。(圖表3)換句話說,這是一群競爭力強、效率高的企業。而且這些企業大多數都是民營中小企業,所以相關指數反映的也是它們的情況。

    圖表 3

    資料來源: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與中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那么這群企業的融資環境如何呢?很遺憾,這群高素質的民營中小企業長期處于很差的融資環境(指數越低,融資環境越差)中,尤其是政府整頓金融時,它們更是首當其沖,深受其害。例如在2018年的金融整頓中,民營企業就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圖表4)不過在這里要說明一下,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反對金融整頓,中國的金融業問題叢生,各種大小地雷數不勝數,的確有整頓的必要。然而,在目前的體制下,整頓就意味著民營企業要更多地承擔整頓所帶來的代價和成本,這在無形中加劇了我們本已非常嚴重的金融資源錯配。因此,比整頓金融更重要的是進行金融體制改革,打破目前在金融上對民企的歧視。

    圖表 4

    資料來源: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與中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事實上,目前的這種體制對經濟的傷害已經明確地表露了出來,其中一個最典型的指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下滑。在2017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學術期刊上,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以及另外兩個機構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名為《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的論文,里面就有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源泉的探討。

    該文把經濟增長的源泉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

    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都比較容易理解,第一類主要指的就是某種人造物,比如機器;第二類主要指的是人以及附著于其身上的教育、技能等。

    全要素生產率這個詞在日常生活中較為少見,但它卻是衡量經濟效率的重要概念。從嚴格意義上說,全要素生產率是一種殘差或者余值,所有搞不明白但卻對GDP增長產生影響的要素,都可以歸納到全要素生產率里面去。但大體來說,經濟學家一般會把全要素生產率看作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只不過這種技術進步不是只涵蓋了一般意義上的技術,它也包含了制度創新等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相關因素。

    舉例來說,假設2019年GDP同比增速6%,經過計算后發現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同比增速都是6%,由于GDP同比增速=實物資本同比增速和人力資本同比增速的加權平均+全要素生產率同比增速,因此2019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同比增速肯定是0%。

    進一步說,在GDP同比增速不變的假設下,假如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同比增速是5%,那么全要素生產率同比增速就等1%;假如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同比增速是7%,那么全要素生產率同比增速就等于-1%。

    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概念的提出以及相關研究的推進是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因為通過研究,學者們發現那些在歷史上實現了長期經濟增長并成為富國的經濟體,比如美國、德國和日本,其主要的經濟增長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一些依靠加大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以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比如前蘇聯,雖然可能實現一時的高速發展,甚至成為超級大國,但最終很難避免經濟停滯,甚至出現經濟崩潰。

    這些實證上的研究成果以及歷史上的案例給予后人非常深刻的啟發,那就是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從長遠來看只能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持久提升。在魏尚進等人的論文中有中國1979年至2015年經濟增長源泉的數據,讓我們來看看這張圖表。(圖表5)

    圖表 5

    資料來源:魏尚進等人的論文。

    全要素生產率從2009年開始持續為負數,這在改革開放以來是沒有的事情,這與信貸資源錯配的擴大化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偶遇”。經濟史已經證明,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經濟是不可能長期維持增長的。所以假如我們不能讓全要素生產率重回增長的正軌,那么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可能會迎來持續的低速低效增長,其影響將波及我們經濟的方方面面。

    最后一個問題是,我們有什么辦法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體上說有三個辦法,一是讓資源在產業間流動,從回報率低的產業流向回報率高的產業,例如前文所說的農民工進城打工。

    第二個辦法是資源在企業間流動,從效率低的企業流向效率高的企業,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主要的方法。但遺憾的是,就像前文所言,目前受困于金融體制等方面的問題,效率高的企業拿不到資金,或者拿到的資金成本太高,金融資源存在大規模的錯配,這既造成了金融風險,也降低了資金的回報率,造成了浪費。

    第三個辦法是進一步放寬非自然壟斷行業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對內和對外同步開放,增加市場競爭。

    綜上所述,未來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金融改革,一方面要增強金融行業合規的市場競爭,另一方面要打破金融領域對民營企業的所有制歧視和對國有企業的隱形剛性兌付,實現普惠。只有這樣,才能夠打破中國經濟目前的困局;也只有這樣,才可以讓中國在未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員。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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